秉持初心坚守科教报国 躬身筑基助成科大腾飞——《钱临照传》跋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在纪念钱临照先生（1906年8月28日—1999年7月26日）华诞120周年之际，胡升华教授撰写的《钱临照传》杀青，我作为先生的弟子，参加《钱临照传》书稿的审读，得以提前寓目，至为有幸。
钱临照先生是著名物理学家、科技史家，对我国晶体学、电子显微学、科技史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他后半生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命运相系，为科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970年，钱老随科大南迁合肥，在科大的诸多院士中，他是唯一坚持留在合肥，与科大风雨同舟、不离不弃者。经历了动荡的岁月和改革开放后蓬勃奋进的年代，钱老将大半生的智慧与热忱奉献给了科大，是科大“二次创业”取得成功的最大功臣之一。在一段时期里，钱老是科大人的精神支柱、是科大人心中不灭的灯塔。这样一位人物，焉能没有传记？
科大好几位院士的传记均已出版，唯独钱老的传记尚未付梓，原因是钱老的传记不好写。钱老的一生，经历复杂，有军阀混战的旧中国时期、反抗日寇侵华的抗战时期、国共内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既经受过风雨涤荡，更亲历了云开日出的改革开放。他曾出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从事物理学研究，导师说他的工作不错，可以答辩了，他却拒绝拿殖民者的博士学位，但在他离开伦敦后，伦敦大学学院却授予他“凯里·福斯特奖”（Carey Foster Research Prize），该奖每年度只授予一人。嗣后导师的谈话，也每每称其为钱博士。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穷途末日之际，他虽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指派，担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职务，于1949年3月赴台湾视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的搬迁和安顿情况，又在当月返回后即辞去总干事职位，在上海迎接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不得不为这段经历反复解释。他是共和国学术殿堂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是批斗对象，改革开放后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72岁高龄时担任科大副校长，7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经历复杂，头绪繁多，尺度难以把握，故曰钱老传记难写。
幸运的是，胡升华教授承担起了为钱老写传的重任。胡升华是钱老的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得到钱老亲炙，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深为钱老的人格和学识所感动，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注意搜集有关钱老的史料，并对钱老做了多次访谈，获得了权威的一手资料。由他承担钱老传记的写作任务，是最合适的。正因为如此，在从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期刊出版中心主任位置荣退之后，在钱老弟子友人的期盼中，他开始了《钱临照传》资料搜集和写作，历时五年，终于完稿。
在各类名人传记中，常为人诟病的，是由其亲属或弟子执笔撰写之作，因为此类撰写容易出现隐恶扬善，传记的真实性会受到怀疑。胡升华对此有清醒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力求客观，力争为读者奉献一位真实的钱临照。尤其可贵的是，钱老亲属对此写作思想给予了高度肯定。为此，胡升华首先在资料搜集上下功夫，以确保所有立论，均有可信史料依据。他自从承担《钱临照传》的写作后，在已有资料积累基础上，又广泛搜集有关宗谱、档案、手稿、书信、图片、论文论著等，并对与钱老有交往或共事经历或亲受钱老教诲的学者做了大量访谈，积累了丰富资料。这些工作为《钱临照传》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胡升华教授接受过严格的科技史训练，他撰写的《钱临照传》书稿，文字平雅，不溢美，不浮夸，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生动的钱临照。
《钱临照传》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的写作视角。人之一生，决定命运可供后人评说的，往往是在各种历史节点所做的选择，在变动时代尤其如此。钱老生逢中国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人生需要做选择的时刻更多。由这些选择，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看出其人生追求。但要对其选择进行评说，不能不考虑其所处的历史背景，要考虑其学识、眼界的高下。正如河南巩义清代文化遗址“康百万庄园”门楣上的一副对子所言，“读古人书须设身处地一想，论天下事要揆情度理三思”，后人如果不了解传主所处的具体时空背景，是无从理解其所做选择的艰难和意义的。《钱临照传》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书稿对钱老一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社会背景作了相当深入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对钱老生平活动的理解有进一步深化，也提升了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书稿采用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逻辑的观点，把人物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考察其周围的人物网络影响、辨析传主内心的坚守，对其在各历史关头所做选择进行合理的辨析。这样的写作方法应用于人物传记的写作，突破了传统上注重通过从历史事件、人物经历的线性排列展示传主生平的写作惯例，是一种重要的创新。这样的写作视角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常识角度看，人们知道的比起能对外言讲的要多许多，由此，尽管钱老晚年写了一份简略的《自传》，但要了解传主内心的坚守，仅凭阅读钱老写的《自传》，是不够的，不能不从历史的角度、逻辑的角度、社会网络影响的角度等，做多方面的辨析。
事实证明，《钱临照传》的写作方法很成功，作者运用新的研究视角，揭开了过去为人们难解或未知的一些历史事实，加深了我们对钱老的认识。
例如，钱老赴英留学，导师安德雷德认为他的工作已经达到博士学位水准，要他把已经完成的工作总结起来写成论文，进行答辩，准备授予其博士学位，但钱老婉拒了导师的提议。导师为此感到困惑，还专门写信向推荐钱临照到他的实验室的严济慈询问。至于钱老为何要这么做，他在其自传中曾解释过，当时和他在同一实验室的有位印度学生，比他进实验室早，工作做得也好，三年时间到了以后，向教授提出申请答辩，不知为何被拒绝了。钱老认为这是欺负殖民地人，联想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触动了自己的自尊心，于是暗下决心，不拿殖民者的学位，要拿就拿我们国家自己的学位，因此婉言谢绝了教授的提议，并以此向严济慈先生做了说明。
钱老的解释，出自其晚年的《自传》，反映了其心声，当然是可信的，体现了钱老终身秉持的民族自尊心。但除了上述主要原因，有没有别的因素呢？钱老当然知道，我们国家当时没有建立博士学位制度，他是无法拿到我们国家自己的博士学位的。对此，胡升华做了仔细的辨析，提出，钱老放弃博士答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坚持科学真理：他在晶体研究方面坚持晶体位错理论，与导师学术观点不同，“如果要按自己意愿撰写博士论文，势必会遇到是否表达与教授不同学术观点的难题，所以，他宁可放弃博士学位，也要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这或可视为对教授学术门派的叛逆；而隐瞒实情，压抑心中憋屈，维护教授尊严，又体现了中国学者固守师道尊严传统，及争取个人权利方面的内敛保守特质”。正因为这样，选择放弃博士学位答辩，是钱老出于自己的良知做出的选择。《钱临照传》的分析，合情合理，对钱老放弃博士学位的举动原因的解释更全面，还揭示了钱老既坚持科学真理又内敛含蓄的中国学者特质。
《钱临照传》依据扎实的史料基础及深入的分析，为读者澄清了围绕钱老生平和中国科大发展的一些关键史实，关于中国科大的“二次创业”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熟悉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读者都知道，1977年邓小平分管教育，恢复高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后，高等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其中科大是带头高校之一。这里有个谜团，“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大辗转下放合肥，办学条件极其困难，“文革”结束后其他高校纷纷回迁北京，科大仍留在合肥办学，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条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带头学校？
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科大改革开放后的再度崛起，不是偶然事件，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科大就开始了脚踏实地在合肥的再次创业行为。在科大校史上，为有别于1958年建校时的创业，这被称为“二次创业”。没有在合肥的“二次创业”，科大就不可能为国家做出像她现在所做出的那样的贡献。在高教史上，有太多高校因为校址更改而衰落的例子。
但是，科大的“二次创业”究竟始于何时，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二次创业”始于1970年中国科大南迁至合肥，是科大在合肥的恢复和快速发展的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1972年，随校南迁的刘达恢复校党委书记职务。在学校濒临解体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科大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满怀对学校的拳拳挚爱，对科学的孜孜追求，自强不息，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两种说法均有其权威来源，孰是孰非？
胡升华教授对科大在合肥办学的历史做了细致的梳理，指出，把1970年迁至合肥到1972年刘达复出这段时间也归入“二次创业”历程有明显问题。因为在这段时间，科大是工宣队、军宣队掌握学校领导权，1970年上半年，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到厂矿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基本教学秩序被打乱。而1971—1972这段时间，科大的管理体制经历了脱离科学院，归属三机部，因与三机部关注重点不完全一致的原因，一些专业面临关停并转威胁。人心不稳，遑论创业！而1972年下半年，在其至交王震的努力下，原党委书记刘达复出，做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据理力争，使得科大在离开中国科学院将近两年后，重新归队，一些因领导体制变化而裁撤的专业，得以恢复重建。学校归口、体制、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的理顺，为“二次创业”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此后，随着师资队伍的重建，教学秩序的逐渐恢复，科大的“二次创业”得以持续推进。
分析了这段历史之后，胡升华的结论是：第二种观点更符合历史事实，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合理。显然，《钱临照传》不仅记录了钱老的生平，也对相关历史事件做了实事求是的辨析，澄清了科大校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要理解科大的发展历程，《钱临照传》不可或缺。
“二次创业”之初，科大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因为南迁而导致仪器设备损失过半，物质条件奇差，而是人才匮乏、师资队伍奇缺的困境。1972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师资严重缺乏的困境凸显，为此，科大党委决定，把学校1963级、1964级、1965级留校在工人岗位任职的毕业生调出，再从全国各地选拔同类毕业生100人调入学校，对这两批人集中培养提高后，充实教学工作。为此，学校为他们分别办了两期进修班，提升其学业水平。钱临照当时还处于挨批状态，他仍然主动请缨授课，为他们夯实科学文化基础。在科大，这两期进修班，被称为“回炉班”。“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这些学员水平参差不一，国内其他高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根据中央的要求，也陆续办过类似的补习班，也被称为“回炉班”。这些“回炉班”与科大的“回炉班”，性质完全不同，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在科大“回炉班”的学员中，后来出了好几位院士。这样的情况，在国内是罕见的。
科大的“二次创业”，一开始，钱老是重要参与者，后期，他成为实际指挥员。科大1970年迁至合肥办学，原因是备战，1971年后，科大开始出现要求迁回北京的呼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大从上到下，要求搬回北京的呼声更加强烈。钱老对此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科大在安徽办学，是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战略部署，必须大力支持；同时，合肥在科大最困难时期给予了支持，从道义上说，科大不能一走了之，应该争取条件，与合肥携手发展；再者，回迁北京将给学校带来至少5年的动荡，使学校错失“科学春天”的发展时机，得不偿失。他在多个场合表态说：要走你们走，我就留在合肥。掷地有声的话语，反映了他对科大的挚爱。他的呼吁，他的坚持，影响了一大批骨干教师，对科大扎根合肥，起到了定海神针作用。时至今日，科大发展成为中国极具影响的头部高校之一，也为合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科学城发挥了极大作用。虽然不能与虚拟事实进行比较，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科大假如搬回了北京，她的发展、她对我们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大概率达不到现在的程度。钱老的远见卓识，通过力主科大留在合肥办学一事，再次得以体现。
科大的“二次创业”，少年班的创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该举措正是在钱老任副校长时期发生的。钱老特别关心这批少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亲自担任科大“少年班研究小组组长”，研究制订相关政策，为这批英才少年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并鼓励他们脚踏实地，潜心向学。他曾关照少年班有关负责人，不要让媒体和社会的过分关注毁害孩子，并以北宋王安石所著《伤仲永》一文警示大家。这些举措，为少年班的行稳致远奠定了基础。科大少年班当时经媒体报导，广为人知，为中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发挥了示范作用。
胡升华通过检索档案，发掘出了一些过去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事实。钱老退休未遂即是其中之一。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掀起了悼念总理的活动，钱老也参加了清明节中国科大师生悼念周总理集会，并发表讲话。但因当时政治气氛，钱老因此受到牵连，感到心灰意冷，回到北京。这年9月，他向学校寄出退休申请，获得批准，人事处发函通知他前往办理手续，10月，“四人帮”倒台，手续未及办理即搁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院系统在方毅、李昌等领导的推动下，一批曾饱受折磨的老科学家焕发青春，走上相关领导岗位，钱老也在这个浪潮中，于197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大副校长，至 1984 年届满卸任。在此期间，党委书记杨海波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校长严济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二次创业”开局时的领导团队成员刘达、钱志道、武汝扬等悉数调离安徽，钱老成为中国科大“二次创业”实际的指挥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科大在国内高校中一马当先，成为那个火热的年代中国高校发展的一面旗帜。钱老的躬身筑基，为科大后来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历史很难因为个体因素改变其发展轨迹，但不难想象，如果钱老当时办理了退休手续，科大的发展恐怕会打不小的折扣。也正因为如此，《钱临照传》在描绘了这段历史后，情不自禁地写道，“这种历史巧合真宛如虚构，不得不让人感叹‘天佑科大’” ！这样的感叹，可谓神来之笔。
《钱临照传》揭示钱老生平令人拍案惊奇之处甚多，这里没必要多举例子。值得深思的是，钱老一生历经坎坷，但初志不改，终生在科教之路坚韧前行，支撑他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钱老的书房中挂有一副林则徐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钱老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成长于抗日烽火四起的年代，作为科学界一分子，以科教救国的理念，是其基因之所在。支撑钱老终生不懈科教报国的最大动力，是他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自内心的挚爱。
胡升华教授的《钱临照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平实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高大的钱临照画像。阅读之后，对钱老的功业，我们更感敬佩；对钱老的人格，我们尤感敬仰！同时，对写出这样的《钱临照传》的作者，我们也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2026年4月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26年
